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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生:网络异化与编辑主体的社会责任

2011-8-30 17:21 |  编辑出版网  | nihao

摘 要:数字网络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网络的开放性、低门槛、多元、双向和“去中心”设计,使得网络人具有了无限自由的活动空间,给人们的生活平添了诸多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色彩。然而,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正是这种无限的自由和约束机制的缺失,导致了当今网络的异化和网民行为的非理性发展。要消除这种异化现象和非理性行为,就必须强化网络编辑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倡导和培育网络传媒的社会主流意识。

  关键词:网络异化 编辑 社会责任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人类大众传播进入到了传播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即数字化、网络化传播时代,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称之为“第二媒介时代”。他在其《第二媒介时代》中指出:第一媒介时代是由文化精英、知识分子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播和发布;而第二媒介时代则是对“交往传播关系的一种全新构造”,其中“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的界限不再分明,产生了“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与以往媒介相比,网络传媒这种新的媒介形式的设计理念、技术特性,表现出了全新的价值与特征。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全方位的,它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数字网络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网络传媒的天然民主性、平等性

  任何民主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实现都要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作支撑。互联网的无中心设计结构和信息数据资源的开放性,以及自由的、多样的终端运作方式,使其内在地、根本性地传达着一种社会的自由与平等的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网络技术内置着某种天然的民主性因子。[1]其主要体现为:

  首先,现代网络的去中心设计——网络民主性的技术基础。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它们的技术设计都是由一个信息发布中心,连接无数客户终端所组成。这样,“中心”的控制者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议程设置,达到其对思想观念的控制。而现代网络技术,是一个去中心的开放结构。这种去中心的开放技术结构,不对信息流通进行控制,内在地传达了一种社会自由、平等的新的理念。

  其次,开放性、低门槛——民主性、平民性的前提。传统媒体由于其技术特点所决定,都存在一定的进入门槛,因此它们不具有一般平民媒介的特性。而网络传媒,每个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插上网线,就可以自由获取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同时言己之所欲言,抒胸中之块垒。网络的开放性和低门槛特征使世界的声音第一次具有了真正的广泛性,给了普通民众在宏大范围内发表自己思想和观点的现实可能性。

  再次,资源共享——民主性的基础。在传统媒体中,各种资源均由传统媒体的控制者所掌握,从而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集权模式。而现代网络资源的共享性使得人们能够方便地读取到各种社会公共资源和信息,它不仅使民众行使其公民权利成为可能,而且,通过信息所进行的社会学习,还不断地锻炼着公民的参与能力,培育着公民的民主精神。

  最后,隐秘性——自由、民主的现实需要。在传统媒体中,人们发表自己观点的方式是显性的、公开的,由于在现实生活的世界里人们受着各种各样的限制和制约,因而人们的行为是受现实利益制约的,不自由的。然而,借助网络的隐秘性,即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在网络社群和论坛里,借助每个网民身份的相对隐秘性,却可以冲破传统主体由社会职务、地位、职业、阶级、阶层等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和结构,形成“电子人”之间话语权上的相对平等。在这里,“权力、财富、社会关系等所有外在事物对自己个人意志的干涉被降低到最低限度,自己的意志和本质力量得以展现”。[2]

  二、网络的异化与网民行为的非理性

  网络技术是把双刃剑,其自身既内置着某种天然的民主性因子,同时也蕴含着某些异化和非理性的因素,从而给正向社会舆论的形成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一)网络的异化

  从哲学上讲,所谓异化体现的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即主体的产物成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与主体相对立,成为控制和奴役主体自身的一种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对象化的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确证;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的结果却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和消解。“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手稿》]到目前为止,人类共经历了三次异化:第一次为“货币异化”;第二次为“劳动异化”;第三次为“技术异化”(即当前的“技术网络异化”)。所谓的“技术网络异化”,具体来说是指:人类创造和使用的技术网络,在一定条件下失去了人对它的控制,而它反过来支配和统治着人,人反而成为技术网络的一个部件、一个环节。技术网络的异化主要表现为技术网络信息污染、技术网络犯罪、技术网络知识产权侵犯、技术网络沉迷,等等。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人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事实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它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全面的自由和解放,相反,在现代技术世界中,人却由于受到自己创造物的控制,丧失了自由而陷于更深刻的异化和矛盾之中。物的世界通过不依赖于人的客观规律统治着人,人不再是历史过程的主人,而变成了消极的悲观者。“网络技术变成了意识形态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工具,从而消解人对现存世界的超越维度,变成了一种扼杀人的自由和自主性的异化力量,导致人在对网络的高度依赖中渐渐地失去了自我。”[3]其主要表现是:(1)人和人生活的虚拟化。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性、现实性,被网络空间的虚拟性所取代。“这种人只是丧失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的抽象的人”,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人。(2)对网络虚拟空间的过分依赖。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了竞争的加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激烈的竞争使得社会对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沉重的压力下,每个人排解的方式却不再是求助于自己熟悉的朋友和周围的世界,而是转向了虚拟的网络世界。这种对虚拟网络世界的依赖,带来了对网络的沉迷,却忘却了对现实生活的责任和义务,使人们越来越远离了现实生活。(3)智力的衰退。网络的便利,使人们一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互联网,久而久之在一定程度上就使人养成懒于动脑的坏习惯,人们渐渐失去了自主思维的能力,思想随波逐流。[4](4)理性情感的缺失。一些人由于过分依赖网络,渐至丧失理性,导致现实生活与虚拟空间混淆,造成社会角色混乱。虚拟的交往空间,淡化了真实而淳朴的情感,以致遗失了本我生存的真意,从而造成技术统治下冰冷的非人化倾向。(5)新的平等的异化。网络造就了一大批高高在上的技术官僚,他们集行政权力、信息优势、技术能力于一身,控制话语权,形成新的社会垄断,从而导致对新的网络平等的异化。

  (二)网民行为的非理性

  网络集群与网民群体的极化现象是导致网民行为非理性的主要原因。集群行为又称“集聚行为”、“集体行为”或“聚合行为”。戴维·波普诺指出,集群行为是在相对自发的、不可预料的、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而发生的行为。所谓网络集群,即一定数量的、无组织的网络群体,围绕特定的现实主题,在一定诱发因素的刺激下产生的,以意见的强化与汇聚为特征的,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网民聚集。由此可知,形成网络集群有三个关键因素,即共同的关注点、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行为。其基本过程为:价值判断——获得认同——态度强化——形成网络集群。网络集群由于受到群体性质、群体心理、选择性信息接受机制、网络议程设置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表现出强烈的群体极化倾向。该倾向使得网络舆论非理性严重。[5]

  群体极化这一概念是美国当代法哲学家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提出的。他说,群体极化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

  在网络和新的传播媒介中,志同道合的团体或群体会彼此进行沟通,但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为极端了。实践证明,网民中的群体极化倾向更为突出。有研究表明,在网络上发生群体极化现象的比例,是现实生活中的两倍多。网络集群导致群体极化,而在群体极化的状态下,群体中人的逻辑推理能力下降,甚至不愿意进行推理,从而导致其行为的非理性:网络流言盛行、虚假和非理性言论泛滥,甚至出现舆论的无政府状态;理性的萎缩、自律的放逐、社会规约力量弱化甚至被消解;人们责任意识降低、是非观念模糊、道德滑坡;缺少基本的独立精神和理性的判断精神,从众、跟风、行为偏激现象严重;对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和声音进行无节制的诽谤、谩骂和打压,缺少应有的包容心,等等。

  三、策划、引导:网络时代编辑主体的社会责任

  网络的异化和网民行为的非理性化,既有网络技术设计的原因,又有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里个人人性充分展现的心理原因,同时还有规约不健全、网络文化发展不足等其他一些原因。但是,编辑主体责任意识不强,放弃应有的策划与引导,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为此,应当加强编辑主体的策划意识,使其更好地肩负起编辑主体的社会责任。

  然而,在一般人看来,传统媒体的编辑对文化传播过程的选择和把关是实实在在且显而易见的。其主要表现,一是宏观控制性,即首先表现为编辑主体对文化发展内在逻辑的深刻认识,从宏观上把握和协调社会文化需求,然后优选课题、组织力量、运筹活动、规范程式,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佳社会文化绩效。二是微观整合性。从微观上具体的编辑出版过程看,编辑的策划具有很强的整合功能。编辑主体将过去分属于不同机构不同个人的调查研究、课题优化、人员的组织、成果的鉴审、出版发行以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评定等多方面的问题整合为一、统筹设计,同时将这一过程中的人、财、物统一调度,在一定时空内实现了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超前预测性。编辑主体将自己的活动置于一定的文化层面和社会环境中进行整体观照,并将一系列具体过程(如选题的确定、作者的选择、成果的形成与鉴审、印刷发行和效益评定等)进行“思想试验”和模拟预演,直至达到理想的模拟效果。这种“思想试验”和模拟预演,显然是对此后实际编辑活动的理论抽象和概括,具有明显的超前预测性。它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实际操作过程的不确定性,消除编辑活动可能存在的误区和盲区。而网络传媒,由于其个性化冲击引导性(网络世界的多维度双向传播、互动性和反馈机制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每一个网络成员都是一个可以独立发出自己声音的主体,这种个性化的主体和多维去中心的传播方式,极大地冲击了编辑主体的引导性),“去中心化”虚化“把关人”(网络传媒的“去中心”和低门槛,使每个具备写作能力的人都可以在作为公共舆论空间的网络世界里言己之所欲言,由此导致编辑主体“把关人”角色的虚化),虚拟空间对编辑权力的弱化(网络媒体的虚拟性和互动性,不仅实现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角色互换,而且还无限地缩小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实现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虚拟方式的“直接”的面对面,使传者与受众实现了零接触,进而极大地弱化了编辑的控制能力),[6]致使人们看不清编辑主体在网络传媒中的作用和意义,而网络编辑主体自身也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是极其错误的。其实,任何舆论和社会文化的建构都是需要控制的,都需要正确的引导和适当的控制,只不过是这种引导和控制在传统媒体中是直接的干涉和控制,而在现代网络传媒中则表现为间接的正向的策划和引导。而这种正向的策划和引导正是网络时代编辑主体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作为网络编辑主体的网络编辑,是网站内容的 设计师和建设者,通过网络对信息进行收集、分类、编辑、审核,然后通过网络向世界范围的网民进行发布,并且通过网络从网民那里接收反馈信息,产生互动。网络编辑是“信息传播的灵魂工程师”。因此,在数字网络时代,编辑主体不应放弃自己的社会职责,相反,应当坚持社会主义主旋律,为社会文化缔构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具体来讲,在日常的工作中网络编辑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内容的策划与引导

  网络生态的虚拟性、匿名性,导致现实社会规范约束力减弱,道德约束力下滑,从而刺激和加剧了网络人的非理性行为;加之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价值法则的泛化,人们的社会行为已经被经济利益所主导,更强化了网络人行为的非理性化倾向。一些商家和网络利益的占有者,极力制造大量的垃圾信息、虚假信息和破坏性信息来吸引人们的眼球,给网络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采集素材,进行编辑加工和分类是网络编辑的最基本工作之一,同时根据网络传播的需要和自己对网络反馈信息的了解,及时创作一些原创性的东西,以参与网络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建构,是网络编辑的重要社会职责。在当前网络异化,网民行为非理性化发展严重的情况下,在素材采集和编辑加工过程中突出人文精神原则,不断加强对网络人的人文教育,提升其人文素养,培育网络人的人文精神,才能不断消除网络异化和网络人行为的非理性化倾向,使网络生态在人文精神的支撑下走向和谐与健康。在内容安排与设计上,要遵循“第一时间”原则,坚持把一些正向信息在第一时间内编辑和发布出去,这样既能使正向信息及时占领网络阵地,赢得网民的信任,又能主动地形成正向舆论,掌握舆论引导上的主动权。同时还要注意把握好信息源头,正本清源;加强信息识别能力,力避谬种流传。再者,要注意多元宽松环境的形成,多元舆论空间与主流舆论导向相结合,从而营造一个既宽松又健康的舆论环境。[7]

  (二)专题的策划与引导

  网络专题是指主题相对同一的网络媒体表现形式,它通常围绕某一特定主题(如突发事件或宣传主题),设计固定的专题页面,进行图片与文字、即时新闻与相关资料的集中深度报道。由于网络专题在内容上能对某一主题作较全面、详尽、深入的反映,在形式上可以集中网络媒体的各种表现手法,因而它被认为是最具网络媒体特色,最能发挥网络媒体优势的表现形式,也是最能表现编辑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首先,网络编辑要做好专题主体的选择与策划,对突发性、新闻性较强的重大突发事件,策划新闻类专题,如抗击“非典”专题、四川汶川抗震救灾专题、“9·11事件”专题等,并围绕事件的发展,在内容制作上,滚动即时报道,时时更新,以引导社会舆论,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对一般源自于可预见的服务性较强的主题,策划主体类专题,如党的“十六大”专题、北京奥运会专题等。这些专题需要不断地更新内容来跟踪整个事件的走势,需要大量的背景材料佐证事件的意义,同时需要对报道主题进行深度的挖掘。  

  网络专题是网络媒体表现形式中的集大成者,它集中多个平台,融合各种网络传播形式,对某些事件和一定主体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报道和传播。同时,它还可以吸引高端群体参与网评工作,充分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以整合、梳理杂乱无章的网络信息,让主流、权威和可靠的声音占领社会舆论市场。因此,其对社会大众思想的整合、正向社会舆论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是编辑主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形式。

  (三)“议程设置”的策划与引导

  “议程设置功能”最早是由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其文章《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提出的一种传播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但它却可以通过所提供的信息和安排的相关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舆论,以及他们所谈论议题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方式。

  在很多情况下,作为网络的设计者和具体的运营者、操作者,网络编辑对网络传播的大部分内容很难进行具体的干涉和控制,但却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而引导社会舆论。具体来讲,“议程设置”有如下作用和意义:(1)通过议程设置,使意见相左的群体就某些议题进行协商,从而实现不同群体间的对话;(2)通过对某些事件和议题的议论和评判,引导和影响公众对相关事件和议题的关注;(3)通过对相关事件的设置,吸引公众注意,引导公众舆论。

  当下,网络已经成为人们信息来源的重要渠道,公众的“议题”在很多情况下是会受到网络传媒“议题”影响的。因此,编辑主体要不断地调整和改善报道框架,合理设置议程。网络媒体要不断地调整和修改其报道中议程设置的偏向,正确选择报道取向,合理设置叙述框架,恰当地选取叙事策略,从而营造一个既具有理性精神、公民意识,又具有人文情怀的舆论氛围。在传统媒介中,媒体可以通过为公众设置议题来引导舆论,在网络传播中也同样而且更加需要利用议程设置,来引导网络舆论。因为面对网络中海量的信息,一般人都会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编辑主体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设置主题或话题,突出报道有引导性的事件和议题,使之成为公众议论和关注的焦点问题,并努力使其形成一个个符合社会主流意识的社会舆论圈,从而把网民的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的方向上来,形成积极稳定的舆论氛围,让受众在潜移默化中获得启示,接受引导。

  (四)形式的策划与控制

  内容和形式是揭示事物内在要素和它们的结构以及表现方式的一对范畴,形式与内容是辩证统一的,既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任何事物只有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才能呈现出其最佳状态。由网络传媒的特性(表现手段的全方位、多样性)所决定,在网络传媒中,形式对内容的突出和显化作用更为明显,编辑对形式的策划与控制作用也更重要,意义更突出。具体来讲,网络编辑对形式的策划与控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标题的编排。标题是网站页面的主要组成部分,网站的首页大部分页面基本上都是由标题构成的。标题是内容的主题,短短几个字或者十几个字既要表现出文章的大致内容,同时又要吸引用户点击。因此一个好的标题是编排的第一步。网络媒体的标题与一般报纸、期刊标题追求简练不同,网络媒体的标题更像是新闻的摘要和导语,如果能在摘要的同时,兼顾导读,那就能更好地引导读者。同时,要力避网络异化,避免为了迎合低级趣味和经营者的卖点而使用过分凸显奇异的信息和过分“敏感”的词语。(2)图片信息的编排。重要的信息配发图片,以多角度突出信息。(3)标色和加粗。对于一些特别重要的内容,和能够体现编辑意图的信息,采用标色加粗的形式让其变得更加醒目,以引导阅读。(4)关键词提炼。词的识别是搜索引擎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关键词的提取不仅有利于搜索引擎的搜索,而且还能体现一定的编辑意图。编辑主体可以通过热词、敏感词的设置,体现一定的编辑意图,引导公众阅读。同时,网络编辑还要对触动敏感词汇而进入“待审”状态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查,删除垃圾信息,净化网络环境。(5)制作导读。导读,即引导读者点击进去,进行阅读,所以导读更能体现编辑意识。(6)推荐。结合当时社会动态和热点事件推荐阅读内容,它是编辑意识的直接体现,因此一般应反映社会主流意识。网络编辑就是通过对题目的斟酌准确显示信息内容,吸引读者;通过图片的编排和标色、加粗,凸显信息,引导阅读;通过关键词的提炼,导读的制作和编辑推荐引导读者深入阅读,以彰显人文理性,弘扬社会主旋律。

  结语

  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由于其开放性、多元性、平权性和去中心化,以及海量信息的存在,编辑工作的重心已经不再可能是对物化或将要物化的精神文化成果进行精细的加工和修改,而是以发掘原创经典和蕴含优秀思想文化的成果为己任,将传统的修改加工转变为甄别遴选和推荐引导,并通过多种形式的引导和持久浸润,努力打造以人文理念为内核的自我规范体系。因此,在网络时代,编辑主体不仅是一个新的媒体时代的“把关人”(只是“把关”的方式和侧重有所不同),而且“更是一位思想者”,一位虚拟网络空间里的优秀鉴赏家和思想者。这就要求编辑主体不仅要有一种建立在对民族文化咀嚼吸纳基础上的文化积累和文化自信,而且更要有一种建立在强烈的文化传承责任感基础之上的自觉的文化担当意识。只有这样,新的媒介时代的编辑主体,才能与时俱进,勇于担当,为构建新时代的社会文化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吕静锋. 从权力监督走向权利监督——网络空间下的民主监督刍议. 深圳大学学报[J]. 2010,27(5).

  [2]赵春丽. 网络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 社会纵横[J]. 2010(1).

  [3]孙海亮,严耕. 网络主体异化的原因分析.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J]. 2006(3).

  [4]曲文勇,张谚. 网络异化的社会学分析. 学术交流[J]. 2010(3).

  [5]欧阳小婷. 网民群体极化倾向与网络舆论的非理性. 现代视听[J]. 2009(1).

  [6]余德旺. 博客、编辑与网络虚拟社会的整合. 河南大学学报[J]. 2011(4).

  [7]刘冰. 从网民心理因素看网络非理性舆论的调控. 新闻知识[J]. 2006(11).

  (本文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2009-2012年编辑学研究基金重点资助项目“数字化生存环境中学术期刊传播特点的变化及因应策略”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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