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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 唐颖:对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几点思考

2010-3-09 19:24 |  编辑出版网  | 蔡翔 唐颖

  【内容摘要】本文回顾了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二十几年来取得的成绩,考察了目前尚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学科特点为经、市场需求为纬,灵活构建编辑出版学教育体系及“嫁接式”培养模式的构想。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教育;学科特点;市场需求;“嫁接式”培养

自1984年7月胡乔木同志致函教育部,倡议在高等院校设置编辑学(后改为编辑出版学)以来,短短20几年的时间,编辑出版学专业从开始试办的几家发展到今天的130余家,年培养各层次的编辑出版人才5000人以上。[1]可以说我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在全国范围内都已经小有规模。然而,种种迹象又表明,编辑出版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并不尽如人意。面对进入新世纪以来由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引发的出版产业的飞速变化和发展;面对我国出版产业转制带来的种种肌体反应及人力资源重要性的凸显;面对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学界然,学生未必然;学界然,业界未必然”的反差,笔者对我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作了研究,并提出一些构想。

编辑出版学教育历程梳理

(一)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我国出版事业历史悠久,但以学校教育方式进行的编辑出版教育最早也才追溯到19世纪末,即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创办“商业补习学校”。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出版总署根据《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五项决议》,决定在上海建印刷学校,以培养、提高印刷技术干部。上海印刷学校成为我国第一个为出版行业培训专门人才的教育机构。1958年8月,北京文化学院出版系和印刷工艺系成立,并举办图书发行培训班。1961年12月,文化学院撤消,印刷工艺系并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继续举办。1963至1965年间,北京、辽宁、陕西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印刷职业学校或中等印刷技术学校,培训印刷中等专业人才。

“文革”结束后,我国出版事业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新闻出版业已跨入电子技术时代,我国对编辑出版专业新型人才的迫切需要使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提上日程。1978年12月,北京印刷学院成立,我国的印刷高等教育从此开始。1983年,在党和国家《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的推动下,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在新华书店总店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图书发行专业,我国的图书发行高等教育从此全面展开。1985年,在著名理论家胡乔木的积极倡导下,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编辑学专业开始招生。之后,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办了编辑学专业,进行本科或第二学位教育。安徽大学、成都大学开办图书发行专业,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创办印刷工程学院。

1998年,国家教育部调整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在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下将编辑出版学列为二级学科。同时批准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招收编辑出版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授予传播学硕士学位。2002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招收出版发行学博士研究生。2003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也在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博士点,编辑出版学向更高一级的学科层次发展。

(二)编辑出版学教育发展取得的成绩

从上述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发展的历程中至少可以看到20年来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取得的两大成绩。一是数量上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二是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体系已相对完整。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肖东发教授就用了“多专业(包括编辑、出版管理、印刷、图书发行、装祯设计)、多层次(包括博士、硕士、双学士学位、本科、专科、技校、职高)、多规格(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函授、夜大、职大等)、多渠道”来概括我国现代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体系的特点。[2]

此外,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教学内容也日趋成熟。编辑出版学、图书发行学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许多学校的教学计划、培养方案都己相对稳定;早期开办编辑学、图书发行学高等教育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建设更是趋于成熟,建立了10余门专业基础课、核心主干课和数十门选修课。与此同时,相配套的教材建设、学术专著出版也取得重要进展。据统计,与编辑出版学有关的教材著作已出版100余种。[3]其中,辽宁教育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了我国第一套18种“普通高等教育编辑出版类规划教材”,被列入国家教委“八五”规划、新闻出版署专业系列教材重点项目。其他院校和出版社,如山西经济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等也编辑出版了一批教材。河北教育出版社还编译了一套实际操作性很强的引进版专业书籍。

另外,我国还形成了一支编辑出版学研究队伍,主要由三方面的人组成:一是就编辑出版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规律或史等进行研究,这部分人的以邵益文、王振铎、阙道隆等为代表,河南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成为研究群的集结地。二是对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环节进行研究,如钱文霖对科技编辑方法论的研究,赵航对选题论的研究等。三是就编辑出版学的某一现实问题进行研究,这部分人以高学历的编辑出版从业人员和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为主。

正是有了这样一支研究队伍,我国编辑出版学理论研究才有了起色,出版了一批著述(以编辑学居多)。据统计,到1999年,已出版的书名有“编辑学”字样的著作达80余种,这些著述大致围绕六个方面进行论述,分别为(1)一般编辑学(如王振铎、赵运通的《编辑学原理论》、刘光裕、王华良的《编辑学理论研究》等);(2)分类编辑学(如高斯、洪帆的《图书编辑学概论》、徐柏容的《杂志编辑学》等);(3)应用编辑学(如阙道隆的《实用编辑学》等);(4)编辑研究工具书、资料书,(如边春光的《编辑实用百科全书》、孙树松、林人的《中国现代编辑学辞典》等);(5)编辑史研究(如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韩仲民的《中国书籍编纂史稿》等);(6)编辑出版专业教材。除书以外,还有大量的文章散见各编辑出版刊物上。

编辑出版专业教师队伍的成长也是20年来取得的成绩之一。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之初,专业教师不过30人。现在,据不完全统计,专业教师的数量已经突破1200人,[5]而且还在不断扩大中。

(三)编辑出版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就算是一个发展得几近全备的学科,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何况编辑出版学教育还处在“弱冠之龄”?20多年来,编辑出版学教育在取得不少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着不少问题。

首先,从办学能力上看。到2003年12月,全国高校设立编辑、出版、发行等专业的院校已有70余家,但其中多数是1999年以后上马的。有学者认为:目前大多数编辑出版专业条件并不成熟。

较早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几所高校,办学规模都不大,各项投入非常有限,师资力量也十分薄弱,专业课教师大都在5人以下,拥有10名以上专业课教师的寥寥无几。因此,专业课的开设只能“因校制宜”,办在中文系的,以中文系课程为主;办在信息管理系的,以信管课程为主;办在传播系的,以新闻传播类课程为主。以一位学生的话说:“我们学校中文基础课占60%,专业课只占40%,四年的学习,中文知识比编辑知识掌握得还扎实,我分不清自己学的究竟是文学的编辑还是文学与编辑。”近几年匆匆上马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情况更是可想而知。河北某大学一教师透露,该校某年招收40名编辑出版本科生时还没有专业教师,四年当中,九门专业课他一个人就讲过八门。另称,还有高校把文秘系改为新闻传播系后再下设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所谓的专业教师也不过是集中培训一个月后的原班人马。这样的教师能有多少能耐开设专业课?能开出怎样的专业课?而在美国,出版专业的教师无一不是出版业最好的专业人士或引领出版业潮流者。

如果说专业教师的缺乏已使编辑出版专业捉襟见肘,那么专业教材的常年缺位则更使其举步维艰。编辑出版类教材大致分为理论、历史和应用三部分,除开少数的理论和历史类课程,大多属于应用类课程。而目前也正是这些位于学科前沿的教材存在着不少缺口。专业应用类教材应当根源于编辑出版实践,又转而指导编辑出版工作的开展,并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中经受实践的检验。但现有教材相当一部分不论体系还是内容都大同小异,大量存在着低层次重复、内容陈旧、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此外,虽然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过全国统编的编辑出版专业18种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等也先后出版过编辑出版方面的教材或专著,但迄今为止编辑出版学专业有些主要课程仍没有可供选择的教材。以“出版美学”这门课为例,由于没有合适的教材,很多老师都只是在大讲美学的基本原理,而不能把美学与出版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美学理论去解决出版的实践问题。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编辑出版本科教育却仍在迅速膨胀,1998年国家调整本科招生目录后,更是一发不可收。快速发展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已经突破了出版行业对编辑出版人才的需求,存在明显过热的现象及专业发展的泡沫。为此,有学者呼吁:各院校设立办学点之前应充分调查论证,一个省建四五个出版专业教育点的扎堆现象极不正常!

其次,从办学特色上看。目前国内大多数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院系都存在千篇一律、大同小异的现象,基本没有特色可言。罗紫初教授曾指出,办学特色“就是全国各高校开办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在课程体系构建上不完全雷同,它们能根据自己的特长强化某一方面的知识教育,增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7]我国各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完全有可能办出自己的特色。但目前的情况是,除开寥寥可数的几家有着自己的办学口碑,如武汉大学的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编辑,华中科技大学的科技编辑等,大多数院校的编辑出版教育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低层次重复的泥潭。

再次,从办学体系和办学层次上看。我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已经形成了博士、硕士、双学位、本科、专科、技校、职高等多个教育层次,教育体系相对完整。但也正是因为在办学能力尚不及的前提下仍过于追求办学体系的全备,才使得我国编辑出版专业各学历教育之间拉不开明显层次,办学层次流于形式化,未能真正为人才的分级培养服务。

大多数学校编辑出版专业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基本没有明显差别。教师一套人马,教材一个版本,以至于本科生毕业不得不外向于出版业寻求生机,研究生毕业沦落为书稿校对的比比皆是,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纵深发展。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编辑出版学系主任袁世全透露,该校就职于出版社的毕业生不超过30%,70%以上的学生最后所从事的工作与出版教育的初衷大相径庭。[8]

学科内的培养层次拉不开,也直接导致了编辑出版专业与它学科竞争时的尴尬。有社长认为,一般编辑的工作,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就完全能够胜任。中文专业毕业生的文字根底比较厚,因此在招聘编辑的时候比较偏向于用中文专业的人。[9]北京大学出版社在招聘广告中明确规定,应聘编辑者必须具有韩语、德语、计算机、生物、电子学等学科背景,英语和计算机水平也要达到一定级别,否则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10]某出版社总编分析说,科班毕业生初进社时的最大优势,在于在校时受过编辑出版的课程体系培训,知识结构较全面,对图书常识与业务流程相对熟悉。但经观察,一名非科班毕业生,刻苦大半年,基本业务也能大致掌握。此外,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应届生进社后的成熟周期至少为3—5年,对于非科班生,此期间亦完全可以建立起相当的人际网络。[11]

这还只是对于一般编辑而言,“专”一点的出版社更是难以应付。译林出版社的章祖德介绍说,该社是一家以进口版权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出版社,由于这一特性,他们在引进人才方面并不注重学生是否编辑出版专业毕业,他们更强调应聘者的外语能力,即便是非外语专业的毕业生也要求他们的外语达到六级以上。[12]大多数专业出版社均表示,他们更愿意接收非科班但有学科背景者。这一心理不难理解,无专业基础的编辑,懵懂于学科知识体系和前沿思潮,缺乏与作者对话的平台,更茫然于读者需求和新兴的市场点,不利于选题策划和组稿工作。而这些属于编辑核心素质的专业知识,是非学科背景者短期内无法积累起来的。

学科特点作经、市场需求为纬,灵活建构办学体系

笔者认为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虽不是一句话就能概括的,但办学思路上存在的定势思维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制约作用。有理由相信,高校设立编辑专业,曾被当作编辑有学并被社会认可的标志,而办学体系的全备则理所当然地被看成了该学科发展状况良好的直接体现。但问题在于这两者究竟存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并非所有学科的发展都必须用一根尺子衡量,判断一个学科发展状况好坏的真正指标应该在于该学科的发展是否符合其内在的本质特点及该学科的发展是否有效地满足了社会需求。

(一)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特点

讨论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特点,应该首先搞清楚“编辑出版学”在学科划分中的位置。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划分,最高级别的学科是“学科门”,共有12个: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军事学、管理学。比“门”低一级的学科称为“学科类”,学科类(不含军事学)共有71个;比学科类再低一级的学科称为“专业”。根据这一层级划分,“文学”门下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四个“学科类”。新闻传播学这一学科类下辖“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专业,编辑出版学属于“传播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13]编辑出版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编辑出版学的学科性质这一问题,学界还存在很大争议。代表性观点有“纯理论学科”说、“纯应用学科”说、“理论加应用学科”说、“理论为主,应用为辅学科”说、“三结合学科”说、“边缘科学”说等。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编辑出版学是一门兼容性极强的偏应用型学科。

所谓“偏应用型”,说的是与其他学理性较强的学科相比,编辑出版学的应用特征更为突出,它更强调经验及将经验付诸实践的能力。有学者曾作过这样的分析:人们习惯将高校文科分成“理论类”学科和“应用类”学科。理论类学科如文、史、哲,又雅称“元学术”,由于“道可道,非常道”,社会一般不会究诘其实践效能。而应用类学科则不然。[14]这一点也可从出版教育起步较早的其他国家寻得启示。作为一个出版大国,英国大学参与出版的活动领域包括岗前教育、专业进修教育、职业标准教育、研究与咨询四块,他们更多地是进行职业培训,如伦敦出版学校开办的夜间课程、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开办的为期四个月的非学分课程等。显然,这种教学体系的设置与他们“编辑只是一种技巧”的观念不无关系。其他例如美国高校开办的暑期学院提供的夏季课程,日本由私人办学的职业学校等,都说明在他们的观念中,编辑出版是一门更讲求技艺的学科,而这种技艺的培养更多是通过培训来完成的。

所谓“兼容性极强”,说的是编辑出版学的专业化特征不是很强,具有依托其他专业的特性。知识是专业的根基,编辑出版的专业化应建立在成熟的编辑出版科学之上。在实证主义成为判断知识正确性和有效性通用标准的当今时代,一般地,人们只把自然科学知识看作真正的知识。尽管这带有片面性,但我们却也不得不承认,编辑出版学尚有太多的先天不足。编辑出版学中存在的诸多争论和不共识,究其原因还在于很多人认为编辑出版只是一种经验,不能算是一门学术,而这种经验是不能成为专业化的根基的。编辑有无“学”等问题虽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但编辑出版失去了对外行而言的神秘性、高深性和复杂性的现实的确使其自身的专业化陷入困境。但同时,它却又表现出了强有力的对其他学科的兼容性和依托性,具有衍生交叉性学科的强大能力。如编辑出版和美学相结合催生了“出版美学”;编辑出版和管理学相结合催生了书业企业管理学等。

(二)市场导向下的编辑出版学教育

不管是否被意识和关注,市场的导向作用从未在编辑出版学的发展过程中缺失过。且不说编辑出版学的诞生本身就是市场需求作用的直接结果,仅从编辑出版学20年的历程就能看出市场作用的深刻印痕。20年来,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品种增长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的市场竞争阶段和始于本世纪的全面企业化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以品种增长、市场竞争、营销运作和经营管理为特征。与此相应,我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在品种增长阶段,随着对编辑人才需求量的增加,开始了以编辑学为主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在市场竞争阶段,对发行人才的需求膨胀,直接催生了以发行学为主的编辑出版学教育;进入全面企业化阶段,由于营销运作和经营管理需要大量的市场营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于是又有了以出版物营销学和经营管理学为主的编辑出版学教育。

当前,随着出版改革的深入和出版产业的发展,“编、印、发、科、供、贸”已涵盖不了出版的全部环节,而出版产业链的变化又直接催生了许多新型的出版业态,如将书稿等知识产品提供给出版社,从中收取合理收益的“内容供应商”;向出版从业人员提供各种资讯的“中介服务商”;对作品进行操作、策划,并参与整个营销过程的“出版经纪人”;对出版产业发展过程及趋势进行分析预测,为产业实体和决策部门提供决策分析的“产业分析师”等。[15]这些新型人才的培养给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提供了新的课题。此外,中国加入WTO后,有关版权贸易的问题、出版业经营管理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些都迫切需要吸收和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

当然,市场给予我们机遇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挑战。如果说学界、学生、业界三方的摩擦从未妥善解决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作用力最大化的今天,这三者之间的冲突会更加明显。有个形象的说法:学界好比生产者,学生就是该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业界就是这些产品的买方。笔者认为,当前学界的痛处应该不仅仅停留在买方的挑剔上了,在市场经济横扫社会一切领域的今天,学界生产的活的产品也对其有了反作用力。据报道,去年的高考新气象之一就是家长和学生在选择学校、填报专业上更加理性而不盲从。尽管你是热点,但你质量不高,没有口碑,也将不被列入选择。

编辑出版兼容性极强的偏应用型学科特性,将不断推动编辑出版学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它原有的体系,编辑从传统技艺型向策划型、全能型的转型也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的作用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它在学科特性这一内因之外不断加速着市场对编辑出版学教育体系及模型的选择。在这样两股力量合力作用下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将走向何方?有一点是肯定的:过去那套刻板的办学模式必须寻得突破!

编辑出版学“嫁接式”教育模式的构想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编辑出版学教育更应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各级人才的能力培养上。能力怎样划分?

针对编辑出版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拉不开明显层次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以研究生培养层次为分水岭,将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按能力标准分成两个大的体系:一般型人才的培养和高级人才的培养。[16]

何谓一般型人才?即通过基础性教育和初级培训使其成为具有基本从业能力的初中级人才。在此需要对“基础性教育”涉及的三个问题做出说明。一、就读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究竟需要获得什么能力?二、高校能否承担学生获取这些能力的重担?三、高校在编辑出版学教育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毋庸置疑,学生需要的能力之一就是由详尽的专业知识搭建的认知体系所赋予他们的解决专业问题的经验参照和技能。其次,编辑出版的准从业者还需要有浑厚的知识底蕴,出版的文化产业特征决定了这一点。因为知识底蕴就是一种底气,是编辑出版人职业修养的底座,它不仅仅是编辑出版专业知识的牢固掌握,更多的还在于多类项知识带来的触类旁通。再次,编辑出版的准从业者还需要一个缜密的思维体系及建诸其上的对于繁复、杂乱、无序信息的梳理、整合、分析和判断能力。显然,后两种能力建立在策略性知识的基础之上。策略性知识不同于学科领域知识,它不是显性的概念、事实或程序,而是一种隐性的知识,强调了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所必须掌握的运用概念、事实或程序的能力。很明显,传统的学校教育对此无能为力。据言,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大学毕业,只能学到他实际工作所需知识总量的10%,其余90%的知识是要在以后的工作和继续教育中取得的。[17]

那么学校教育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尽管学校教育并不能尽善尽美,但把编辑出版学架构在高校的专业体系里却也是很有必要的。(这里有一个校园文化的熏陶问题,诚如王小波所言:“文化有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各种书本知识,另一种是各种暖昧的共识,以及各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妙气氛,一切尽在不言中。”)关键在于把它安置在哪一个层面。上文提到的基础性教育即是对这个层面的选择范围的限定(该限定明确了编辑出版学初中级教育与高级教育的界限),具体而言即是,初中级人才的培养应在基础理论和史论教学的基础上,进行以单本(套)图书为单元的书业流程教育,这样不仅能让学生形成对编辑出版学学科知识的架构性了解,还能让其熟练掌握书业最基本的操作技能。

鉴于基础性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差别,接受这两种不同培养模式的人将各有所长,一般地,前者可能更具有统筹把握该专业的能力及一种“暖昧”的知识及视域,后者则更长于实际的动手能力和对于该行业的快速适应性。他们共同构成了出版业的初级从业者队伍,其入行资格将通过国家统一的编辑出版职业资格考试获得。

所谓的高级人才,指的是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研究型人才及替代度较低的多能的操盘型人才。这类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嫁接式”教育及高端培训最为适宜。

“嫁接式”教育指的是以其他学科背景为根基,纵深进行的编辑出版学教育。该教育模式的提出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鉴于上文分析的编辑出版学内在的学科特点,我们有可能通过两门及以上学科的嫁接来提升编辑出版学的学理厚度;二是鉴于上文分析的市场对编辑出版学科的作用力,我们有必要通过两门及以上学科的嫁接来降低本专业培养人才的被替代度。

国外学界的做法给了我们启示。以美国为例,他们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通常始于研究生教育阶段。有志于走上出版事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有三种选择:一是在美国为数不多的几所有出版硕士学位的大学里继续深造;二是参加依托大学举办的暑期学院;三是直接到出版社申请一份初级的工作,边工作边学习必要的出版知识。

2005年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京师论坛上,外研社李朋义社长在谈到怎样培养精通外语的编辑出版人才时说:“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外语人才当中去选。首先他是学英语专业的,英语特别好;然后他再去学编辑出版发行专业,懂得这个领域的一些规律,这样比较好培养。反过来就耗时费力,为什么呢?英语是经过差不多十年时问才学到这个程度的,而且是作为专业才学到这个程度的。如果先学的编辑出版发行,等学到很精通了再去学外语,是学不成的。”张如法教授也提到,编辑学当然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独立框架与学科特点,但它并不排斥对其他学科成就的借鉴,特别在初创阶段,运用学科交叉、嫁接的方法更能促进编辑学的建设与发展。对于那些非编辑出版科班背景的研究生,如能充分发挥他们原专业的特长,敏锐地发掘原专业与编辑出版学的联系点、切换口,以此为契机,就能够进行独特角度的深入研究。[18]

2004年8月31日,在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的纪念我国编辑出版学创办20周年座谈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说,编辑出版这样一个特殊的行业,要求专业人才除具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外,还需要具备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和理论,在‘专’和‘精’的基础上,还要做到‘杂’和‘博’。因此,编辑出版学专业更应该在双专业、双学位、研究生培养等多种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探索。[19]

其实,早在1992年,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卢玉忆就曾撰文指出,今后编辑学专业要重点发展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学生在学完四年其他专业的本科后再学一二年编辑专业知识。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比较适应编辑工作多学科兼容的特点,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最受欢迎。目前大多数设在综合性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可利用这些院校的优势,招收其他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进一步学习编辑出版专业课程,用这种途径培养第二学位的编辑人才。[20]笔者认为,不论是双学位教育还是嫁接式的研究生教育,其宗旨都在于通过借鉴、融合他学科的成果来提升编辑出版学的办学维度和价值,可谓殊途同归,值得今天的编辑出版学教育深思。


参考文献:
[1][2][3][5]数据来源于刘拥军、李宏葵:《编辑出版学专业20年发展追溯》,《出版发行研究》,2005年第2期。
[4]参见孙砺:《编辑学研究之回顾》,《编辑之友》,2001年第1期。
[6]事例材料来源于李国华:《打开天窗说“科班”》,http://www1gxppa1com1
[7][8][11]参见罗紫初:《构建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http://www1gxppa1com1
[9]参见贺圣遂:《编辑与专业》,http://www1gxppa1com1
[10]任羽中:《编辑出版专业面临就业市场考验》,《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23日。
[12]参见章祖德:《专业优势在发行》,http://ww1gxppa1com1
[13]参见尹玉吉:《编辑学学科性质讨论述评》,光明网。
[14]参见何平:《编辑出版专业二十年周年随想》,《出版广角》,2005年第9期。
[15]聂振宁:《产业新变化人才新需求》,《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7月22日。
[16]《中国图书商报》记者李源在《高校编辑出版学教育:跋涉在革新路上》一文中提到:“招聘单位的目标一般有二:一是高端型人才。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看来,此类人才包括“懂经营之道的管理人才;熟悉法律和外文的版权贸易人才;了解读者熟悉市场的策划宣传人才;了解海外出版业现状能开发华文出版业的人才;熟悉我国传统文化,能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弘扬到海外的优秀人才”等,此类人才多为“复合型”人才,……。二是一般型人才,即与高校所设专业较为契合的编辑、发行等人才,也是目前一般高校预期培养的重点与向业界输送的对象。”笔者受此启发,在此且将编辑出版人才的能力培养分为一般型人才和高级人才两类。
[17]参见胡磊:《培养出版人才四议》
[18]参见张如法:《关于编辑学教育的思考》。
[19]宋木文:《我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发展历程和加强建设的意见》,《出版发行研究》,2005年第11期。
[20]参见卢玉忆:《重视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求是》,1992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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