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位置:编辑出版网 >> 资讯 >> 论文参考 >> 专业免费论文 >> 正文 投稿

蔡翔 唐颖:关于大学出版社转制问题的若干思考

2010-3-09 19:23 |  编辑出版网  | 蔡翔 唐颖

 

【内容摘要】 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大学出版社转制减缓的一些迹象,对大学出版社转制的缘起、困惑、对策等作了探讨。

【关键词】 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制;文化产业

 党的十六大“文化产业”概念及“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战略任务的提出,使“转制”成为当前整个文化行业关注的焦点。处于文化产业龙头地位的出版业首当其冲,积极探索和实践了适合自身的转制之路。大学出版社作为出版业的一支生力军,转制试点伊始,即随着大潮涌动,做了大量的调研及其它准备工作。但是当前,大学出版社转制出现了减缓迹象,各方出言谨慎,态度暧昧。鉴于此,笔者对大学出版社转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简单梳理,以期卸去包袱,轻装前行。

一、大学出版社转制的缘起

1.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任务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任务。以此为开端,2003年中共中央召开系列会议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一系列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相继出台,一场深刻的文化巨变拉开了序幕。与经济改革不同,我国的文化改革始终存在困惑。过去,我们过多地将文化赋予意识形态属性。其实,文化还具有产业属性,它也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有资料显示,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均在其综合国力指数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可以说当前的这场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突破意识形态束缚、重新认识文化并对其产业功能进行重新定位的必然。

近年来,我国的文化消费基本按照10%的速度增长,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使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但同时,我国现行的文化体制与经济发展明显还不相适应,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显然,我国文化赖以发展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向前推进。以市场手段发展经济,以计划手段发展文化,体制上“两张皮”的状况迫切需要进行一次文化体制创新。

此外,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也是我国应对世界范围内新出现的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大趋势以及防范发达国家强势文化向国内渗透的必然选择。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既然文化的产业属性对解放文化生产力、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那么,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就成为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又一支撑力量。但目前我国文化在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作用明显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面临着国内文化市场的巨大需求、国外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通过转制释放中国文化具有的生产力就成为必需。

2.新闻出版业转制首当其冲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副署长指出:“新闻出版是文化产业的龙头产业、骨干产业。”[2]显然,在这轮文化体制改革中,新闻出版行业是改革的重点。中央确定了35个首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其中新闻出版单位就占了20个,从这一事实也可得出这个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出版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实现了社会、经济效益的双增长,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但总的来说出版业发展水平不高,增长方式基本上还停留在粗放型、外延型、数量型阶段。如布局分散,结构不合理;出版物消费水平偏低,在国内文化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增长不快;产业规模不大,在国际出版物市场中所占份额太小;现代化的流通渠道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建立健全;参与全球竞争,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发展壮大我国出版业的能力还比较差等等。[3]显然,粗放型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与中国特色新闻出版业发展要求很不适应,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事实上,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已经不是新鲜事。建国初,因为生存和发展面临着经济困难,我国新闻出版业曾实行过企业化管理。1957年后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新闻出版业的企业属性逐渐淡出。[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新闻出版业的产业属性被逐渐认识和重视之后,这才又走上了改革和市场化的道路。[5]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转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改革的延续、深化和突破。”[6]

3.大学出版社转制提上日程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大学出版社相继建立。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近百家大学出版社在我国出版业中已从原来的补充地位逐步转向主体地位,成为我国出版业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有学者认识到,在我国出版业未来的发展中,“高技术”和“高文化”必然成为两个十分重要的支撑点。由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和员工绝大部分都是各有关专业的教师,或者是有着“高学历”的硕士、博士,因此,大学出版人更具有应对来自前沿科技挑战的超前意识和适应能力,大学出版社作为知识和科技创新的载体,与其他出版社相比也更具有吸纳性。[7]

当前,全国绝大部分出版社都面临着转制,作为出版社中一支重要力量的大学出版社同样有一个获得市场主体地位的问题。然而,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大学出版社明显弱于其他出版社。因为它除了在业务上接受出版管理部门这个主管单位的指导外,它首先是作为学校的一个直属单位或一个部门存在的,还必须服从于主办单位的管理。因此,当前大学出版社如何分析自己的处境、认清自我定位、衡量自身实力及作用,明晰自己的改革发展之路,不能不成为一个现实的课题。

二、大学出版社转制脚步放慢

1.放慢的信号一串串

一方面,有关大学出版社转制的话题被探讨得轰轰烈烈,一些效益好、具有一定实力的出版社甚至摩拳擦掌,意图把自己的转制思路付诸实践。但另一方面,先前提出的一些有关大学出版社转制的意向却由积极走向谨慎,大学出版社转制显示出减缓迹象。

教育部社政司出版管理部门的领导目前透露:“根据部署,大学社明年内也不会开展转制工作。”而主管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原来是很积极的,甚至“一度推动大学社进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名单”。[8]

反应敏捷的《出版人》杂志透露,作为大学出版社转制前锋的高等教育出版集团的筹建工作也呈现减缓态势。而按照之前的一些公开说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完成资产评估,高教社计划投入一定资金对中大社进行重组。在合并正式生效后,高等教育集团整合的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及天津大学3家大学出版社将统一在社名前冠以“高等教育集团”字样,成为高教社真正意义上的子社。[9]

2004年1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订货会上,当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总编们会聚一起谈论转制问题时,大部分人持怀疑、观望的态度,少部分人反对,真正态度积极的也就10%左右。

2005年初,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诸多活跃的出版人甚至通过国家出版管理部门的高层人事调动、分工调整或谈话,来捕捉“冬天”的信息。

也许,上述事实还比较零散,从系统的角度上看,并不足以构成说明某一问题的“充分条件”。但笔者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也并非毫无联系,它至少说明在大学出版社转制的问题上,目前的确存在难度。

2.校、社高层对转制未达成共识

最近,人大、复旦等9位大学校长分别接受了《大学出版》杂志关于“大学社转制”问题的专访,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校长们的普遍意见:“大学出版社不能完全走向市场,它与商业性出版社应该有所区别。”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曾撰文指出,大学出版社的宗旨就是要为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服务。强化学术功能、淡化经济功能的出版理念和管理模式无疑是中国大学出版社应予以充分重视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也认为,大学社的转制不能离开其固有的文化属性。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一批领导出版潮流的出版社的社长、老总们,对此则更多地表现了一种推进转制的气魄。他们认为过分强调大学出版社的特殊性而不把大学出版社纳入到整个转制战略中去,或者大学出版社自己拒绝转制,都是不科学的。如果不进行转制,不从体制和机制上进行界定,大学出版社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就很难宽广和坚实。早转制早成功,改革越早,改革的红利就越大。[10]

与此同时,学校主管部门和下属出版社之间对大学出版社转制一时也很难达成共识。一些专业程度很高、市场面狭窄的出版社平时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巴的,自然不愿意更进一步冒风险,担心学校乘机扔包袱。已经有社长不愿意受市场之累,重新回到三尺讲台当教授去了。而那些市场化程度较高、日子红火的出版社则怀疑学校能放到什么程度,能让他们走多远。

三、大学出版社转制的困惑

1.转不转?难舍事业情结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出版业双重属性的具体运作模式。如果说这种模式使各大学出版社陷入了两头难的境地,以至于必须摆脱它的束缚的话,那么,由于事业性质而获得的教材出版的政策优惠是各大学出版社当前尚无法摆脱事业情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欧美大学出版社不同,我国的大学出版社因为“专业分工”几乎是当然地获得了出版教材教辅的资格。此外,许多大学在选用教材时一般都优先选用本校出版社的版本,各大学出版社可以轻易地获得了教材出版的优势地位。以华东师范大学社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华师大较早开发自考教材,1997年开始介入教辅,1999年开始出版高职高专教材,2000年开始开发中小学教材。该社1997年码洋还不到4000万,1999年就达到1个亿,2002年达到2个亿,2003年达到3个亿。[11]这样,在大学出版社转制问题上产生这种顾虑:如果改了事业体制,大学出版社便少了政策上的优惠,而一旦少了政策的保护,社会出版社大量进入教材出版领域,大学出版社便会失去教材市场的优势地位。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此外,有业内人士为作为转制主要成本之一的“人员福利待遇的转制补偿”算过一笔帐:“按目前一般的经营绩效情况,大学社的税前毛利率均可达到20%左右。照‘专业化集团’的最低标准计,四亿人民币的发行码洋就有近8000万元的税前利润,33%的所得税,每年2640万元,三年7920万元,免五年,就是1132亿元。”有近亿元的免税额作为收入,这块“馅饼”谁不想要?谁都想要!可有几家大学社要得起?

90%以上的大学出版社属于达不到“专业化集团”转制指标的中小社。这类大学出版社不仅所有的转制成本要自己承担,而且在转制完成后,还要在利润中划出对国有资产增值负责的那部分。显然,这些大学出版社对此是力不从心的。“大学社微观层面的‘转制’,可供选择的路径是不完整的,90%以上(数量上)的大学社处在‘路径缺位’的状态。”“因此,目前的政策设计对这部分大学社要推行‘转制’,明显感觉动力不足,观望、争论、不理解实属正常的反应。”[12]

2.转向何方?企业化与“第三势力”说

对于这个问题,业内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的对峙。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社应该融入当前出版业转制的大趋势中,以商业化激发活力,以经济效益带动社会效益。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现在大学社的赢利模式是典型的“二八定律”,即依靠出版数量很少的赢利书来支持大量学术专著的出版。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行业的自律和诚信建设还很不成熟,如果大学出版社完全转成经营性的,必然会在各个方面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应尝试把大学出版社建成高校中继科研、教学之后,同图书馆、实验室并列的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的“第三势力”[13]。

3.怎么转?关于校与社的关系

“校社脱钩”一直是大学出版社转制中的敏感问题,因为如果大学出版社真要转制为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经营,那么校、社之间必然要厘清关系。

有调查显示,大学出版社除在成立初期受到学校的资金支持外,此后多数成了学校预算外收入的来源。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每年向学校上交部分利润,加上学校出版基金,贡献甚至超过北大方正;北师大校长钟秉林透露:“北师大社在北师大所有校办企业中是办得最好的。”外研社上交的利润也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一项重要的收入。[14]最初,由大学副校长兼任大学出版社社长,校社的利益关系还比较顺畅。但自从90年代中期出现专职社长以来,校社的利益便不再完全重合。由于校社之间没有明确的上交制度,加之去年起国家取消了大学出版社一度享受的免交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大学出版社的经济负担大大加重。

另外,作为学校的一个直属单位或部门,大学出版社又必须服从于主办单位的管理。因此,它不仅没有人事使用权,也没有资本运作权;不仅没有资产配置权,也没有分配自主权,有的甚至没有独立的财务。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出版社根本无法决定自己主要管理人员的任免,许多大学出版社的主要领导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中。

然而,尽管学校有这么多管束,不少大学出版社对于“校社脱钩”的态度还是很犹豫。毕竟大学在资源等方面对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功不可没,没有大学的品牌、资源,大学出版社的未来将打上大大的问号。

四、大学出版社转制之路

转制对大学出版社来说,比一般出版社受环境因素的制约多,转制的难度更大。目前除清华大学出版社以外,绝大多数还没有实际的动作。大学出版社的特殊性注定了大学社转制的难度,但困惑不应该成为停滞甚至停止的理由。

1.大学出版社转制没有回头路

根据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系统”提供的数据,2002年大学出版社在我国图书市场的市场份额为17.83%,2003年为17.22%,2004年1至9月该数据下降到16.91%。大学社出版市场份额呈逐年下降趋势,市场表现不容乐观。2002年大学出版社的码洋品种效率为1.07,图书市场表现略好于整体图书市场平均水平,2003年为1.02,图书市场表现基本等于整体图书市场,2004年1至9月该数据变为0.99,图书市场表现逊于非大学出版社。码洋品种效率的降低表明大学出版社图书的投入产出比正不断下降。不仅如此,从2004年1至9月的数据来看,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大学出版社可以进入整体市场的前3名,市场份额在2%以上,而市场占有率最低的大学出版社在500多家出版社中排名倒数几位,市场份额仅有0.0001%。大学出版社两极分化现象严重。[15]上述状况表明,置身于已经出现变化的中国出版业市场,大学出版社并没能很好地适应。

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我国加入WTO时作出的逐步开放我国出版物市场的承诺一步步兑现,我国的大学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一样,都将面临来自资本、政策等各方面前所未有的挑战。

根据协定,外国资本、外国企业将逐步进入我国图书的分销市场。放开了分销市场,事实上就等于放开了出版市场。如果说过去因得益于政策保护,国内出版业还算发展不错的话,那么在面对着当前“狼来了”的生存危机的时候,我们就再不能高枕无忧了。毕竟国外的出版社,动辄有着上百年历史,且在品牌、资金、管理上都有绝对优势。

或内或外,紧迫感、危机感,都说明大学出版社转制没有回头路可走,甚至已经箭在弦上!

2.大学出版社转制不会一刀切

我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实践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某一行业的主管机构处于相对的强势地位,那么这个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就必然受到影响。因为“这些行业的企业法人实际上是高度调控下的企业法人,其经营自主权必然被大打折扣。”[16]鉴于大学出版社首先是作为学校的一个直属单位或部门存在的,因此,它的转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相似性,大学出版社转制过程的最终完成必然取决于原来的主办单位———学校是否愿意真正放权。

但就目前的现实情形来说,在相当长时期内,大学出版社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学校而独立。《高等学校出版社管理办法》规定:“高等学校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出版高等学校教学需要的教材、教学参考书、教学工具书及其他教学用书⋯⋯重要任务是出版学术著作。”《管理办法》对大学出版社的定位,表明了大学出版社改制的基调,就是要服务大学、传承先进文化、追求图书的高文化价值。可以肯定地说,大学出版社转制不能一刀切。相当一部分专业性很强的大学出版社不可能完全推向市场,它们承担的文化建设或学术使命更显重要。

3.双轨制——大学出版社转制的现实选择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是我国出版业双重属性的具体运作模式。虽然这一模式曾一度造就了中国出版业的繁荣,但目前也正是这一模式深深困扰着我国出版业。

作为事业单位,我国的出版业必须无条件接受主管部门的直接领导、无条件完成上级确定的出版任务。出版单位的所有权,主要的人权、财权、事权都归属上级主管部门。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像其他事业单位那样,能够获得政府财政拨款,它必须自己打拼市场。作为企业,却又享受不到企业的任何权利,不但不能自主经营、自主决策,它们的发展除了自我积累外,不允许外资注入。我国的出版业就处在这样一个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尴尬境地,长成了“计划的脑袋”和“市场的肚子”,只能在事业和企业之间谨慎地寻求平衡。

如果说出版业具有双重属性是其本身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出版业的运作模式却是可以人为选择的。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件的有关精神,新闻出版业改革试点工作总体上应该按照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出版业改革的一部分,大学出版社也应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制为企业。但必须强调的是,大学出版社在转制的同时还必须强调其服务大学的特殊功能。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学出版社的特色具体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它确实与“非大学社”有区别;二是就算它转制为企业后,它与一般的校办企业也有区别。因此,应该区别对待大学出版社转制的具体做法。

一种是转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让大学出版社成为高校学术、科研成果发布的媒介。一些学科的专业特色实在过于鲜明,有的属于高精尖学科,有的属于冷僻学科,有的甚至是抢救型学科,出版这些学科的科研成果对出版社而言是无利可图的,但它们有的关乎国计民生,有的关乎文化的传承光大,因此有必要保留事业性质,由政府和社会机构拨款资助。
另一种是转制为完全意义的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

这类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资本、资源积累的出版社,要把非经营性资产通过一定的行政和法律程序变更为经营性资产,再经过被授权与授权确立出版社和学校之间明确的关系。之后着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尽可能地对各方的权利义务做出具体的规定。并建立规范化的董事会、完善的制约和激励机制,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长、中、短期计划,搭建科学完善的管理体系,在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照章纳税的基础上,一步步做大、做强。

五、过渡时期的对策

1.公益性大学出版社重在高效管理

竞争是一把“双刃剑”。为了赢利,竞争也许会带来一些不正当、甚至损人利己的行为,但它同时也是“激活剂”和高效率的“助推器”。可以说,我国大多数事业单位没有活力,办事效率不高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事业单位缺乏竞争机制。因此,保留事业性质的大学出版社尤其应该注意这一点,决不能把事业性质当作“保护伞”。

这类出版社现阶段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

(1)增加投入是当务之急。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通过宣传呼吁,催促行业主管部门尽快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建立起财政拨款或补贴机制;另一方面要争取学校的政策支持,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社会渠道,建立各类学术出版基金。

(2)根据自身实际,制定相应的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计划,转换出版社内部运行机制,并通过强化内部管理,控制成本,改善服务质量,“变目前的事业费用以养人头为主到投入一定数量的事业费用要求产出一定的产品和服务,实现‘养人’到‘干事’的转变。”[17]这样一来,在内部转换机制、改善服务,外部增加投入所形成的合力的拉动下,公益性大学出版社才能最终实现活力的增强。而只有首先做活,才能在求效率中获得效益。

2.经营性大学出版社重在按市场配置出版资源

完全企业体制的出版社,不只局限于称谓上的变化,在管理上真正地实现企业化、真正按市场配置出版资源才是关键。

当前,朝这一方向迈进的大学出版社应该着力搭建科学完善的经营管理、人事管理和财务管理体系,下力气提高市场化程度,以此提升实力,增强适应市场的能力。

(1)经营管理上要建立和完善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度,积极探索“经营目标责任制”的实现途径。经营目标责任包括对发展方略、发展宗旨、年度经营目标的陈述及对人员编制结构、基本设施管理、干部考核等的规定,涵盖了企业的运行机制。目标责任制的管理模式对社长的工作是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考核,能避免社长调动过于频繁,有助于出版社的连续性发展。另外,这种管理模式使出版社的战略目标、定位比较清楚,有利于激发广大员工的干劲。

(2)人事管理上要根据国家在人事制度改革中提出的“全面推行聘用制度”的指导思想,切实建立起全员聘用制度。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出版社与个人在平等自愿、协调一致的基础上,通过签定聘用合同确定人事关系,彻底解决员工能进能出、岗位能高能低的问题。同时切实建立起规范的解辞制度,疏通人员出口渠道。

(3)“财务管理根本在于管好、用好资金和加强成本管理两个方面。”l}要建立起严格明确的资金审批使用制度、系统的成本审核制度,掌握好价格因素(包括稿费标准、纸张价格、印制价格等),加速资金周转,减少利息支出和图书库存浪费,严格控制不合理开支,用最经济的成本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4)分配机制改革是出版社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吸引优秀人才的关键。工资分配制度应遵循劳动力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坚持工资收入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通过实行岗位等级工资制等办法向优秀人才或给出版社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人员倾斜。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改革怎么推进,大学出版社都要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来思考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经营效绩怎样,发展前景如何无不需要经过市场的最终检验。

结语

背靠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同时面临着入世后来自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大学出版社的转制势在必行!

大学出版社转制的速度问题不是人为因素所能左右的,它是随着整个国家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而推进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当前出现的减速迹象并不意味着改制的停止。相反,减速是以时间的成本换取转制风险降低的收益。笔者坚信,一旦转制的政策和具体框架变得明朗,大学出版社转制就驶上了快车道。


参考文献:
[1]金梦玉:《文化体制改革: 使命与方向》,《新闻传播学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年11 月版。
[2]柳斌杰:《激情纵论新闻出版改革》,《传媒思想——高层权威解读传媒》,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年11 月,第51 页。
[3]石宗源:《中国特色新闻出版业发展之路》,《传媒思想——高层权威解读传媒》,第37 页。
[4]参见文化部党组《关于人民出版社等七个出版社整顿工作的报告》(1960-11-16)
[5]姚德权:《属性的重新界定: 新闻出版业分类发展的理论基础》,《科技与出版》,2004 年第5 期, 第16 页。
[6]《各方人士谈改制》于国华语,《科技与出版》,2004 年第3 期。
[7]吴培华:《关于大学出版社转制改革的若干思考》,《中国新闻出版报》,2004 年,第3454 期。
[8][9][11][14]参见《大学社改制减速》,《出版人》,2004 年第3 期。
[10]贺圣遂:《超越与回归:中国大学出版的根本所在》,董中锋《转制——离不开固有的文化特性》,赖德胜《转制:大学出版社势所必然》,《中国新闻出版报》,2004 年第3454 期。
[12]刘子馨:《“学术公益”与大学社的制度设计》,《出版广角》,2005 年第1 期。
[13]《资讯·编读往来》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社长富明之观点,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之观点,《出版人》,第4 期。
[15]参见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大学出版社近年图书零售市场状况简析》,《中国新闻出版报》,第3454 期。
[16]参见《关于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李良荣自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7]参见《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现状、问题和对策》,《文化探索与体制创新》,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年1 月版。
[18]李小龙:《论出版业集约经营》,《出版科学》,2004 年第6 期。

《现代传播》2005年第3期

请关注编辑出版网 >资讯 >论文参考 >专业免费论文
打印 | 收藏 |  推荐给好友
上一篇:韩建凤:论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教育的“存”与“废”——我国编辑出版人才培养之我见 下一篇:蔡翔 唐颖:对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几点思考
收藏关注编辑出版网社会热点转载,这里有

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