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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和他的弟子们

2014-11-10 09:34 |  编辑出版网  | nihao

童庆炳和他的弟子们

吴子林

    1.“上课的感觉”

    1958年童庆炳留校任助教时,中文系指定黄药眠先生做他和另外两位年轻助教的指导教师。在指导青年教师童庆炳、程正民和刘庆福等人的过程中,黄药眠先生并不给青年教师讲多少高深的理论,而是亲自给他们示范讲作品分析问题。黄药眠先生极力提倡“具体的思维”,即不要从概念出发,从抽象到抽象地推论;而要从事实出发,把观点与材料相互对照,以事实印证观点,看看观点的涵盖面是否周全——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检验观点的正误,避免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偏颇,才不致使自己的理论成为空论。

    对于黄药眠先生的“最后一课”,童庆炳至今仍记忆犹新:1983年春天,已经80高龄的黄药眠先生坚持要给研究生和年轻教师讲最后一次课。他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北师大教二楼的一间教室,学生们起立迎接他。他在讲台旁坐下,向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他敬仰的学生微笑着,然后把手伸进书包。大家以为他是在拿讲稿,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拿出了三个药盒子,在讲台上一字排开,然后叫童庆炳过去,告诉他,如果自己在讲课过程中突然倒下时,怎样把药按次序放进他的嘴里……黄药眠先生是冒着突发心脏病的危险,不顾生死来上这堂课的;他随时可能倒在讲台旁,或栽倒在学生的怀抱里,但是他坚持要讲完这最后一课……这最后一堂课,童庆炳没听好,他跑神了。他觉得,这“最后一课”是先生一生为人治学的写照,他为先生那种不惜生命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折服!

    后来,童庆炳经常动情地讲述这段往事,强调要发扬光大黄药眠先生这种豁出老命来搞学科建设的精神,强调要有一种生命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这个学科搞好,这个学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他看来,劳动最重要的是态度,只有把劳动变成自己的精神乐趣,才能享受到它所给予的一切。童庆炳发自肺腑地说:“我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始而怕上课,终而觉得上课是人生的节日。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的呢?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正谈笑风生地讲着课,突然倒在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福分。”[①]

    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点被评定为全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1984年开始招收文艺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生有王一川、罗钢、张本楠。童庆炳被指定为副导师,以协助黄药眠先生。同年,还招入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共13人,有陶东风、李春青、黄卓越、蒋原伦、陶水平、唐晓敏、李珺平、张云鹏、曹凤、金依里、陈向红、周帆和黄子兴。第一届博士生和第一届硕士生,是一群学术个性与禀赋完全不同的学生,他们构成了日后学界所谓的“童门弟子”或“童家军”的基础;目前,他们基本上都成了目前中国文艺学界的中坚力量。

    本来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写的是钟子翱、童庆炳和梁仲华三位导师,可是,当时谁也没想到钟子翱先生身体不好,已检查出患了癌症,住院治疗(1986年去世),梁仲华则调到了新成立的社会科学处任处长。于是,十三名学生都划到了童庆炳名下,全由他一人指导。后来,人们戏称他们为童庆炳的“十三太保”。第一届博士生则是以黄药眠先生的名义招进来的,不料黄药眠先生先先是生病住院,不久后又去世了。这些学生培养计划的制定、方法的设计、毕业论文的选题包括开题及其它工作,全由童庆炳来主事。

    年富力强的童庆炳成了文艺学学科点的顶梁柱。1989年,童庆炳毅然辞去了似乎前途“看好”的北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回到教研室整顿文艺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与此同时,福建同乡、又是同届同学的程正民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帮助童庆炳一起精心地指导这首届文艺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一起规划学术工程。

    程正民是著名的俄罗斯文论研究专家,1937年出生于福建厦门,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并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任教,讲授文学概论课程。1965年起,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和苏联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苏联文学理论批评和苏联当代文学,为研究生讲授俄苏文学批评史课程;其间曾任苏联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苏联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1986年,童庆炳邀请程正民一起指导首届研究生时,他翻译出版过一本苏联人写的《文学心理学》,有着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在童庆炳的努力下,1993年程正民调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主要讲授马列文论、文艺心理学和俄苏文论专题等课程。1995年至1997年,程正民任北师大中文系系主任。数十年来,作为与童庆炳肝胆相照的战友,程正民同样时刻关注着学生的生活与学习,几乎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对待。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永远慈祥的“老父亲”,备受学生热爱。

    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入学时,恰逢童庆炳申报的国家“七五”规划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批了下来。于是,他便带着这些学生一起投入到这最为前沿的课题研究之中,并辅之以课堂“专题研讨”与“课外研讨”相结合的教学指导方式。童庆炳每次给学生上课前,他都作精心的准备:先冲个热水澡,穿上最好的服装,系上一条金利来领带(获曾宪梓教育奖时从曾先生手里接过来的),穿着擦亮了的皮鞋,庄重而又精神饱满地出现在学生们面前。上了讲台,他的习惯是手里拿着粉笔,“站着授课”,决不坐着,这是童庆炳几十年来坚持的习惯。他说,这是出于对职业、对知识、对学生的尊重,也是保持激情、讲出质量的必要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把每次讲课都当作第一次”,以新鲜认真的态度来面对。讲课时,童庆炳往往抛开讲稿,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所品尝的酸甜苦辣,融入到知识义理中,引导学生去体悟知识的真谛。

    在上“专题研讨课”之前,童庆炳通常是从古今中外重要的理论书籍中挑出一本,布置好研讨的题目及范畴,让学生精读相关章节,并指定一些阅读的书目和资料;然后每周组织一次研讨课,要求每人的发言不能重复书中的内容,必须谈出自己的体会和理解。到了研讨课,童庆炳自己先讲,再让学生们讨论,也就是自由发言,其核心是专门挑他所讲内容的毛病或不足,特别鼓励学生们拿自己新编的讲义“开刀”,并说凡是能对他的讲义提出相反意见的得高分,附和的得低分。大约是童庆炳的真诚与谦虚态度鼓励了弟子们,于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高谈阔论,唇枪舌剑,争论不已;在一场场辩论中,谁也不轻易让步或服输,彼此之间争辩得面红耳赤。结果十三个学生挖空心思来挑毛病,大家的发言也十分大胆,甚至是尖刻。针对童庆炳的某种观点,说逻辑不通者有之,说浅薄者有之;有的从观点上、有的从体例上、有的从例证上,一一展开批评……十三份意见如果分散开来,陆陆续续提,也许不使人难堪,集中在一起,显得分量很重。然而,无论面对怎样的批评,童庆炳总是平静对待,耐心地倾听了学生们的意见,有时据理力争,有时直言接受,有时不置可否……最后,童庆炳作精要的点评,并将学生所提意见全部带走,从未有因学生的批评而愠怒的情形。当时已步入中年的童庆炳,有着年轻人一样的心气,保持着接受新知识、新事物,时刻更新思想观念的强烈兴趣和欲望。

    “专题研讨课”结束后,童庆炳把讲义整理出来成了23.4万字的专著《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书中运用审美学的方法对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作了深入探讨;其核心在于,将文学理解为一个从社会生活、作家、作品到接受的一个动态过程,从而揭示文学的审美本质、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和文学接受的艺术规律。本书广泛吸收了中西文学理论中的有益资料,形成了中西交融的特色。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为此书写“序”,称之为“我国新时期的文艺理论,经过曲折的探索之后,所开出来的一朵花,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它不仅仅介绍某一个问题、某一个流派,而是把各种文学知识和文学流派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②]。后来,此书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更名为《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修订后再次出版发行。

    对于“专题研讨课”之妙处,作为童庆炳开山弟子之一的曹凤深有体会:“现在想来,当时的研讨活动,特别是研讨中的争辩是多么难得的学术交流和多么有力的学业促进。当时正值80年代中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随着国门的大开,国外的各种思潮流派不断涌进中国,五花八门的激流冲击着中国的学术界,采取什么方式,如何尽快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的各种思潮和流派,如何鉴别和接受西方的各种思潮和流派,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临和思考的问题。专题研讨课无疑是最切合实际的最佳的方式,童先生选择了这最佳的方式来培养我们,促使我们带有问题,以探究的眼光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使我们学会了如何评判别人的观点和如何提炼自己的观点,让我们不知不觉进入了学术的领域。”[③]当然,“专题研讨课”这种全身心投入的授课方式很累很累,每次下课一回到家,童庆炳总是疲倦之极地半躺在沙发上,说话时直喘粗气,与上课时那个精力充沛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但是,这并不重要。童庆炳回忆说:

    最重要的是上课的感觉,这是一种快感、一种美感、一种价值感、一种幸福感、一种节日感、一种自我实现感……对了,我想起了小时候。有一次,在小溪里抓鱼,抓了好半天,一无所获,我感到失望;可突然手运来了,我终于抓住一条不算大的却看起来很肥美的鳜鱼。我的一颗幼小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时刻。我这一生遇到的倒霉事不少,幸运的是我经常上课,每上完一堂成功的课,都有抓住一条鳜鱼的感觉。[④]

    “课外研讨课”即每月组织一次研讨会,在旧主楼七层中文系的会议室举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儿子周小仪在北师大求学期间,目睹了第一次研讨会的盛况:“记得第一次研讨会整个会场座无虚席,人声鼎沸。童老师随即宣布当天的议题。他的得意门生之一,当时就读博士的王一川作主题发言。那时王一川崇尚审美体验,所选术语都颇有诗意,诸如‘林中空地’、‘我思故我不在’等,极为蛊惑人心。另一博士生罗钢则反其道而议论之,争论十分激烈。童老师并不偏袒任何一方,最后作出精彩总结”;“这场景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当时我和同班同学柴玮坐在后排,看着师兄们侃侃而谈,好生羡慕;只恨自己才疏学浅,插不上话,也没有胆量发言。……”[⑤]周小仪的描述绘声绘色,他对研讨会的体味也极为深刻:“童老师把学术当宗教,只有理解宗教的幻景,才能明白那些讨论会就像是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那时人们为学术而学术,就像英国和法国的唯美主义者为艺术而艺术,所以还真能体会形式主义的真味。” [⑥]

    陶东风是童庆炳众多弟子中最喜欢提问、也最喜欢与老师争辩的学生。为了一个学术问题,陶东风与童庆炳之间往往争论得面红耳赤,尽管彼此的分歧可能很大,童庆炳却从不因为弟子的“冒犯”而生气,相反却倍加称赏,因为自己讲的一个观点通过这种争论而被学生消化了、发展了,受益的不但是学生,而且还有自己。这就叫作“教学相长”吧。在纪念北京师范大学100周年校庆的一次活动中,童庆炳和陶东风一起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问陶东风:“你觉得作为教师,童庆炳先生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陶东风发自肺腑地回答:“善于培养学生的反思和质疑精神。”[⑦]

    2.“严师益友”

    如何对待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呢?有的导师主张对学生宽松一些,有的导师主张对学生要严格要求。经过长期摸索,童庆炳主张对学生“宽严相济”,做学生的“严师益友”。

    童庆炳对学生很好,那是有口皆碑的。他说:“在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譬如犯了一点什么小错了,生病啦,失恋啦,家人出事啦,穷得揭不开锅啦,找不到工作啦……这时候你就得想尽一切办法,像一位父亲那样去帮助他或她。你得设心处地地为他或她着想,就当是你自己遇到的困难,甚至比你自己遇到的困难更认真地去对待。”[⑧]但是,一旦事关学术,学生不读书、不研究、不努力,童庆炳决不苟且,决不容忍。可以说,这是他的伦理底线和价值标准。

    童庆炳反复对自己的学生讲,三年期间,最重要的是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这是一个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养气”的过程;做论文与其说是在阐述某一个学术观点,毋宁说是在培养一个人的理论思辨能力,以及掌握学术研究方法的能力。从论文的开题到具体的写作、答辩的全过程,童庆炳的学生们都必须经受一个殚精竭虑、脱胎换骨的严峻考验。童庆炳将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高度概括为“进”—“出”—“进”三个阶段:

    一“进”,是通过读书、调查,搜集资料,梳理资料,进入到研究对象,务使研究对象烂熟于心。“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要采取‘无我’的态度,如果是观念先行,合我观念者取,不合我观念者舍,那么你掌握的对象是片面的,最后的研究结论也必然是片面的。” [⑨]这个“进”完成于对于资料的梳理,从中发现研究的“空白”点,继而提出自己的问题,寻找到亟待开拓的学术空间。

    二“出”,是拉开一段距离,走“出”来审视业已掌握的资料,这样,研究对象的面目方能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语境化,即不是抽象地进行逻辑推理,而是把研究对象放回到原有历史文化语境予以考察、理解;这是一种‘出’,它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力图在整体联系中理解部分的意义。二是研究问题的视点,即立足一定的角度形成观察对象的视野,提出某种新的理论与学术假设。[⑩]这是一个“有我”的过程,它考验一个人的全部才能与功力。

    三“进”,是再一次“进”到研究对象中去,对材料加以处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全力求证自己提出的假设,即“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从逻辑上讲叫做归纳论证,就是用个别的事实去支持一般性命题或观点;“讲道理”从逻辑上讲叫做演绎论证,就是使用大家公认的道理来推衍出个别的或特殊的结论。“摆事实”与“讲道理”必须结合起来,这是一个“证我”的过程,即证实“我”所提出的理论假设的论证过程。

    童庆炳指出,一个研究者只要认真地走完“进”—“出”—“进”的全过程,总会拿出研究的成果,其学风自然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否则,其研究只能是东拼西凑,论点泛化,沦为无根的学问。童庆炳自己是这么治学的,指导学生时也要求他们这样努力,在“进”—“出”—“进”的过程中结出甘美的果实。他把这一自己的治学心得写成短文,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

    然而,由于每个人的禀赋不一,所下工夫的深浅也不一,每个人要走完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于是,学生到了写论文的阶段,便是童庆炳最劳心劳力的时候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和学生讨论论文的核心论点以及大致的结构,一次次地给学生提供参考书目,一次次地询问学生论文撰写的进展情况,直至学生写完、把论文打印成册交到自己的手中。然后,他一字字一句句地看,边看边写意见或建议。在看论文和学生论文答辩的日子里,童庆炳的胃溃疡准要发作。看病去吧,时间已经很紧了。不管它吧,疼得受不了。这时他就一招儿:“快把雷尼替丁拿来!”童庆炳的夫人曾恬回忆道:

    最让他恼火、且让我肝儿颤的事情,莫过于碰到他自己带的学生写的论文一改再改仍旧“拿不出手”。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读书不认真的学生身上。这会使我的老伴儿脾气变坏,失去耐心时他会粗暴地吼叫:“再改不好就别交来!延迟毕业!”听到他这种“失常”的声音会把我吓得一哆嗦。可是,脾气发完后,他还是要绞尽脑汁地去帮助那个学生。但凡能达到水准线的,都不让“沉”下去。可要是真的不够起码水平,拖延个一年两年毕业是有过的,这他不会心软。要说奇怪也不奇怪,凡是被他批评、吼叫过甚至推迟毕业的学生,都不恨他。过了许多年,他们还想念他。[11]

    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只有严格的导师,才能带出优秀的学生。这些被“吼叫”过甚至推迟答辩毕业的学生中,有的已是大学副教授,有的甚至已过“不惑”之年;不论男女,这些学生被童庆炳当众“吼叫”之后,或眼泪汪汪,或强忍忧伤,内心焦虑不已。这时候,童庆炳便耐心、细致地指导和帮助他们,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设性建议。于是,他们将博士论文原来的写作方案推倒重来,一遍遍反反复复地修改,一直改到实在无法再改,自身的全部潜力都被彻底激发、挖掘出来为止。而一旦这些学生经过努力,论文质量有了进步时,总是能得到童庆炳的充分肯定和鼓励。为此,在“童门弟子”中,童庆炳享有“最严格的导师”之誉。

    在丝毫不给“情面”的导师面前,学生在敬畏之余,除了奋然前行,还能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呢?对此,周小仪的感受非常深刻,他道出了童庆炳的弟子们共同的体会:“做童老师的学生不可有侥幸心理。特别是那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让人无可逃遁。即使是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感受到这种眼光的压力。拉康曾经谈到注视与自我建构的关系,说是那些飙车的人心中所感受到的是伟大赛车手的注视。我深以为然。我想我和师兄们会有同样的感觉,作出好学问,自然感到振奋;想偷工减料,就会觉得肩膀后面有人看着。他不在场,却有威力。”[12]

    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童庆炳以提携年轻人为己任,时刻关心年轻学生和教师的成长。他既是严师,又是益友。几十年来,童庆炳从没有因为学术见解不同而排斥过他人,也从没有因为学生在某些方面可能走到自己的前面而有所不满,他总是竭尽自己的全力支持晚辈们不断进步。

    1993年,在《东方丛刊》组织的“诗学大奖赛”中,王一川的论文得了一等奖,获奖金一万元;作为导师的童庆炳,他的论文只得了三等奖,仅有奖金两千元。《东方丛刊》杂志社怕童庆炳不高兴,特意向他表示歉意。他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欣慰之情:“哪里有比这样的事情更让我高兴的呢?三个奖,我们师生就得了两个!”

    2004年全国文联评文学批评奖的时候,童庆炳的一篇文章得了二等奖,而学生陶东风、邹红同时得了一等奖,他为此感到无比兴奋:全国文联的一等奖是很难拿的,第一次评奖时给了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陶东风和邹红都是自己培养的弟子,他们的获奖表明,学生在自己可能止步的地方更前进了几步,自己的思想在弟子身上显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他们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的呢?

    2005年12月1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文化诗学暨童庆炳学术思想研讨会”,庆祝他七十岁生日和从教五十周年,来自各高校的近百位学者、同行以一次前沿的专业对话来纪念童庆炳教授的“节日”。我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何西来研究员指出,学术是有品格的,中国人讲学术历来是讲品格,讲格调的,童庆炳的人格是他学术上的一个重要支点。他说:

    童庆炳他长我几岁,应该称他为兄长,在人格上也是我的兄长。应当心仪的,是这样的人,他作为人站住了,作为学术他也站住了。刚才大家做了那么多的评价,我觉得最核心的应该是这个,而他传给他的弟子们的,传给他的学生们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也应该是这一点。……数十年来,童庆炳老师涉及了许多领域,他搞创作,像这次群众出版社出的《代价》,还搞当代评论;除了文献的整理研究,他又带戏剧方向的研究生;他的涉及面是如此之广,而所研究的问题又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这些理论的背后,在这些创作的背后,都有一个大写的人。这就是童庆炳教授。我跟他交往这么多年,我觉得杜书瀛讲的很对,他说够“哥们儿”,我说够朋友,够一个中国人,够一个被人称为是时代的社会的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

    大学是有灵魂的。真正的“大学”不在于“大”,而在于“学”。1997年,启功先生为北师大题写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启功先生曾这样阐释其含义:“所学要为世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具言之,学,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学问、知识和技能;学为人师,就是要使“学”能成为后学的师表。行,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品行;行为世范,就是要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光明正大,能成为社会的模范。

    辛勤的耕耘换来的是丰硕的果实——

    1987年,黄药眠先生去世时,北师大文艺理论教研室只有童庆炳一个正教授。童庆炳团结教研室同仁,从培养青年教师着手,壮大队伍。不到十年时间,形成了七位正教授和一批青年教师组成的完整的学术梯队。文艺学学科团队全体成员锐意创新,攻关一批批前沿性课题项目,推出了许多重大研究成果:一、国家教委科研项目最终成果《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卷)出版后,在国内外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二、完成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出版系列著作15部,引起学界瞩目;三、编写出观念更新的《文学理论教程》等教材,至今仍被国内高校广泛采用,已有20年之久;四、撰写出版具有开拓性的“文体学丛书”和“文艺新视角丛书”;五、新世纪以来,出版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生成”和“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这些研究成果在文艺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好评如潮。

    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文艺学研究中心,并被教育部评为“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童庆炳任文艺学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现有校内专兼职研究人员15名,包括童庆炳、程正民、刘象愚、王一川、郭英德、王向远、李春青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同时还聘请罗钢、陶东风等著名学者为校外专职研究人员,聘请钱中文、张少康、尹鸿、高小康等著名学者为校外兼职研究人员,共同从事该中心的重大课题研究。2002年,经过评审,以童庆炳为学术带头人的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童庆炳不仅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硕士生,还培养出了文学博士近七十人——此外,还有全国各高校的高级访问学者如顾祖钊教授、邓新华教授、李旭教授等多人,其弟子和再传弟子遍涉古今中西的各个研究领域和各个专业,他们中有的在某方面超越了童庆炳的研究视野,而这些都一无例外得到了他的激励和支持。当年,童庆炳享受着“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快乐;而如今欣慰地看着后学的成长,他又感受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幸福。为此,他由衷地说:“感激你们,我的学生,你们给我以安慰、愉快和自豪,并使我年轻起来,即使现在你们摆开架势与我争论,我也一样地为你们感到安慰、愉快和自豪,因为你们终于成长了。” [13]

    2004年,童庆炳获北京市“模范党员”的称号,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还被任命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文学组首席专家。2009年,童庆炳连任第二届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同年,童庆炳被北京师范大学评选、聘任为资深教授,同时获聘的还有教育学院顾明远教授、历史学院刘家和教授和心理学院林崇德教授。他们不用退休,将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终身!在一次学术访谈中,童庆炳寄语中青年学子:

    我们这代人已经在风雨中走过了我们的学术生涯,尽管我们也还可以贡献剩余的力量,但学术界的主力是中青年一代。我们寄希望于这一代,希望他们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有所发展。我一直很推崇一句话,叫“有待乎内,无待乎外”。“有待乎内”,就是通过自己长期的研究,内心有所体会,有所收获,这是一种内在的收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无待乎外”,就是做学术研究要能够正确面对外界一切,坦然面对风雨,淡然面对名利,不要等待外界给你什么。其实,外界给你什么,不给你什么,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很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内心的收获。朱自清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说是“有待乎内,无待乎外”。[14]

    正是有了内在价值的支撑,童庆炳抵挡住了各种外在的诱惑,无论外面的世界何等纷乱,他都镇定自若。“有待乎内,无待乎外”,这一人生格言表达了先生对弟子们殷切的期望。

    3.作家眼中的理论家

    在中国当代文坛,一般情况下,搞理论研究或评论的不能创作,搞创作的呢,无法作理论研究或评论,兼而能之者少之又少——这自然造成了理论家与作家之间略显“紧张”的微妙关系。作家通常不怎么把文学理论家当回事,虽然出于功利性的宣传需要,他们的作品发表以后常“请”理论家帮自己鼓吹鼓吹,其实打心眼里尊敬或佩服的却寥寥无几。有的作家甚至声称自己从来不看理论家写的东西,说不看还明白,越看越糊涂了。理论家一般也对作家不服气,总觉得已然逝去的那些大师才是真正的作家。不过,有意思的是,理论家的成果水平如何,一般多由理论家来裁断,而极少由作家来品头论足。难怪有人非常形象地把作家和理论家比作一对总是吵架又总分不开的“夫妻”。童庆炳既搞理论研究(文艺评论),又搞文学创作,这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是比较少见的。童庆炳现任北京社科联常委、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他在理论界和创作界之间穿梭,“如鱼得水”——这不能不归功于黄药眠先生当年对童庆炳的谆谆教诲。

    黄药眠先生曾经问过童庆炳:你讲文学理论,讲概念、下定义,你知道哪些概念和定义对创作是有用的?哪些是用处不大的?童庆炳摇了摇头。黄药眠先生说,你应该去写写小说、写写诗歌和散文,不论写得怎样,你都会有体验;这样,讲课时就知道哪些概念是重要的,必须下大力气讲清楚,哪些概念是不太重要的,不必下太多工夫。在黄药眠先生的鼓励下,1980年,童庆炳与夫人曾恬根据听来的故事,加上几十年的生活体验,合作写了第一部十万余字的中篇小说《生活之帆》;同年7月,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生活之帆》由时任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兼《当代》文学杂志主编的秦兆阳先生审稿,他对这部小说赞不绝口,认为是“伤痕文学”当中很不错的一部。“这是一部反映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中篇小说。作品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手法、质朴无华的语言,生动细腻地描写了梁蓉蓉、穆长生相亲相爱,然而又是不幸的生活遭遇;同时塑造了社会的畸形儿—霍大明这种道德败坏、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人物,涉及到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些问题。”[15]小说第一次印刷了七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收到全国各地读者五百多封来信。在全国各地工作的朋友们也纷纷来信祝贺,说“我们这里也升起了你们的‘帆’”!黄药眠先生看了小说以后说:“你看,你写得很不错嘛,写得很好嘛,我觉得你是很有希望的。”

1988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童庆炳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淡紫色的霞光》,它分上、下两部,讲的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是一部描写当代大学生活的小说。作品在广阔的生活背景上,展示了丛小华及其女友范小乔同他们前辈在思想性格上的冲突和差异,透射出两代人面对沉痛的历史教训和严峻的现实生活,共同去探求、去开拓、去进击的精神风貌。对父子之情、母女之情、青年男女的初恋之情,小说都写得自然宛转,真切感人,回味无穷。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一口气读完了这部长篇小说,写了《人间有真情——简评童庆炳长篇新作〈淡紫色的霞光〉》一文,盛赞这是“一部角度颇新的描写当代大学生生活和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有新意有深度的长篇结构”,小说崇尚写实,“写情胜于写理”,“真切动人”。

    2000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童庆炳的散文随笔集《苦日子甜日子》。这部集子前三部分是散文,分别抒写了自己童年时代生活、四十余年北京生活的感受,以及在国外教学的一些经历和观感,第四、第五部分则是文论和美论的随笔。记得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在风雨沧桑几十年后,童庆炳“脱下了枯燥的理论大袍”,不像时尚的文化散文那样兜售所谓的文化知识,而是以亲切、酣畅的笔墨,平实地讲叙自己对生命的感悟,语言娓娓动人,结构浑然天成;这些洋溢着生命诗美的佳构,一如童庆炳的长篇小说作品,情真而辞切,让人读了怦然心跳,情感涌动以至热泪盈眶。

    作为作家型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对人生有着非常独到的理解:“人生的全部在你感性与理性全部展开的过程中。你能忍受贫苦,你也能享受富有,没有体会过贫苦的人不是真正的人生。你能够哭泣,也能够欢笑,不曾哭泣的人不能体会真正的人生。你尝过挫折和失败的痛苦,也有过成功的喜悦,没有尝过挫折和失败的人也不能领略真正的人生。你能够在黑夜中坚守,也能在阳光下劳动,没有尝过黑夜中坚守的人也不能领略真正的人生。你能欣赏春天的美景,也能忍受冬天的严寒,没有经过严冬的人不能体会真正的人生。你有清醒的理智,也有丰富的感性,没有理智的人也不是真正的人生。啊,人生的全部就是你是否尝遍了生活的甜、酸、苦、辣,是否经历了风、霜、雨、雪,是否体验了阴、晴、圆、缺!”[16]正是基于对人生真谛的这种彻悟,童庆炳合理地对待理论研究(评论)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在他看来,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工,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存在谁依靠谁的问题,但是他们合作共同产生了意义,都是发自同一个普遍的时代精神,都是对时代的认识;不同在于,理论研究(评论)是一种哲学的、社会学的认识,而文学创作是一种直感的认识,理论家创造的世界与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世界同样重要。童庆炳认为,越是名作家、名艺术家的创作就越要对其进行严格的批评,因为这些作家、艺术家有广大的读者,它们影响很大,读者对他们期待很高,所以评论家不但要对艺术负有责任,而且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评论家必须拥有自己的生活信念、社会理想和文学理念。

    1988年秋天,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童庆炳和何镇邦被任命为这个班的总导师,除了为这个班设计课程、延聘讲课的教师和辅导创作的导师之外,还亲自为这个班的学员讲课,童庆炳给这个班的学生开设了“创作美学”课程。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学员中,有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毅然、刘恪、李本深、徐星、萌娘、杜远、肖亦农、白冰、何首巫等;其中,莫言、刘震云等人在当时就已成名,其中的大多数则在学习期间起步,在毕业后才逐渐成了“大腕”作家。面对学员中的这么多“能人”,童庆炳之所以敢讲“创作美学”,就是因为自己有创作的体验,所讲的不是枯燥的理论,而是贯穿了自己的创作体验。童庆炳从1988年开始认真准备讲稿,无论是对所讲的题目,还是对具体内容的阐述,他都深入地思考,颇下了一番功夫。“创作美学”的讲稿写了满满五个硬皮笔记本。

    童庆炳从1989年春开始上“创作美学”课程,每周四节,共十六次,即十六讲。他对所讲的问题都力求做到既有根据,又有新见;既讲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也讲西方的现代文学理论;既讲理论,也分析作品;既介绍别人的观点,也谈论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既分析大作家的作品,也分析学生已发表的习作——如结合主要理论观点透辟分析过莫言的《红高粱》、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新兵连》、毕淑敏的中篇小说《昆仑殇》等等。他们虽然能写出好的作品,但不能解释哪个地方写得好、写得好的原因是什么、符合了文学理论的什么规律。童庆炳在课堂上分析这些作品时,作家们听得两眼发光,听得津津有味。“创作美学”课程深深吸引了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四十多位学生,几乎无人缺课。据何镇邦的回忆,童庆炳每次上课,简直就是研究生班的节日,学生们那种聚精会神听课的态度是别的课少见的。[17]童庆炳能够受到那些惯于挑剔又常常自负、藐视理论家的作家的如此礼遇,近乎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

    余华是当代作家中思辨与感受兼长的一位,他对童庆炳的“创作美学”课程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童老师的课之所以吸引我们,我想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童老师的教学风度,童老师上课从来不是强加给我们什么,而是用一种与学生讨论的方式上课。这不仅仅是我们班的学生这样认为,童老师其他的学生在毕业以后,也时常会和我谈起童老师平等待人的学术作风。第二点是童老师的学术风格,在我印象里童老师讲创作美学时,从来不说大话和空话,而是以严谨的逻辑和独特的感受吸引我们。这也正是童老师的学术基础,清晰的思辨和丰富的感受相结合;因此上童老师的课,我们不会因为过多的思辨缺乏感受而感到枯燥,也不会因为感受太多缺少思辨而感到凌乱。”[18]

    当然,逃课的情况偶尔也发生,比如刚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但他十余年后回忆起来后悔不迭,说“逃童老师的课”是“一个重大的遗憾”。莫言坦言:“一般地来说,研究创作美学的书与作家的创作不会发生什么关系,作家更不会用创作美学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当年我之所以逃课大概也是存有这种心理。但在我毕业之后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逐渐地感到当初的认识是肤浅的。作家固然不是在学了创作美学之后才会创作,但一个已经有了一定的创作实践的作家了解一点创作美学,对于他今后的创作肯定是很有帮助的。我记得童老师在讲授‘形式情感和内容情感的互相冲突和征服’时,曾经举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轻轻的呼吸》为例,来说明文学的内容和文学的形式之间的对抗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当时我就很兴奋,似乎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东西,但朦朦胧胧,很难表述清楚。十几年来我经常地回忆起这堂课,经常地想起蒲宁这篇小说,每次想起来就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我一直也弄不明白这堂课为什么让我如此难忘,直到近两年来,在我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创作的旺盛期后,才省悟到,童老师这堂课里,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小说秘诀,那就是:轻轻地说。”[19]

    在当时学员中,毕淑敏是国内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她从不缺课,是童庆炳记忆中最好的一个学生。在听童庆炳先生讲课时,她“常常泛起情不自禁的感动”,甚至将自己“弃医从文”的经历与童先生的课联系在一起。她说:“……童老师的课程,在我这一学生的人生道路选择和转变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我看到了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的风度和修行,我被他对文学的执著和献身所激励。他使我感到了文学的美丽和魅力,使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渐渐地充实和自信。”在毕淑敏的眼中,童先生“把枯燥的文艺理论讲得流光溢彩,闪烁着湿润高贵的人性光芒。他以深刻的学养为经纬,在严谨的学术框架中,将各种生动的例子随手拈来,如同精致的小品,点缀在精工细作的博古架上,既浑然一体,又处处生辉”。她说:“只有真正的学者,才能将理论作这般大智若愚的表达,背后是举重若轻的内力和一种对文学的雄浑参透。”[20]

    童庆炳与他的作家学生的关系打破了人们心目中关于理论家与作家关系的模式化理解。我们应该如何研究与讲述文学理论?特别是如何研究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如上所述,童庆炳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①] 童庆炳:《我的“节日”》,《苦日子甜日子——童庆炳美学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②] 蒋孔阳:《曲折探索后结出的果实》,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第98页。

[③] 曹凤:《永远的感激》,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第63页。

[④] 童庆炳:《我的“节日”》,见《苦日子 甜日子——童庆炳美学随笔》,第64页。

[⑤] 周小仪:《我心目中的童庆炳先生》,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第68页。

[⑥] 周小仪:《我心目中的童庆炳先生》,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第68页。

[⑦] 陶东风:《坚持自我  包容他者——童庆炳先生印象》,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第35页。

[⑨] 童庆炳:《治学小言:优良学风存在于过程中》,《美学与当代文化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⑩] 童庆炳:《治学小言:优良学风存在于过程中》,《美学与当代文化讲演录》,第303—305页。

[11] 曾恬:《老伴儿》,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第92—93页。

[12] 周小仪:《我心目中的童庆炳先生》,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第67页。

[13] 童庆炳:《人生七十感言》,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第5页。

[14] 童庆炳、黄春燕:《诗恋人生,诗性守望——童庆炳先生访谈录》,《中文自学指导》2005年第5期。

[15] 童庆炳、曾恬:《生活之帆》的“内容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6] 童庆炳:《人生七十感言》,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第7页。

[17] 见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之“序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18] 余华:《思辨与感受结合》,见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之“序三”,第11页。

[19] 莫言:《轻轻地说》,见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之“序三”,第9—10页。

[20] 毕淑敏:《学者的天真》,见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之“序三”,第12页、第12页、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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